黄丕烈与士礼居、百宋一廛

4、结语

黄氏士礼居藏书于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之初黄丕烈去世之前已全部散尽,其书多售与汪士钟艺芸书舍收藏。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后,又为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和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分而得藏。

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4]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M].上海:上海书店,1996.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又作绍圃,号荛圃,又号荛夫、荛翁、老荛、复翁、百宋一廛翁、求古居士、读未见书斋主人、学山海居主人、佞宋主人、书魔、小千顷堂主人等。江苏长洲人。乾隆戊申举人,为清代藏书家之最著名者。他集藏书家、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家、出版家于一身。近人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云:“嘉庆中能及时崛起,足以复汲古、绛云之盛者,则黄丕烈之百宋一廛是也,乾嘉之间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矣。”

[12] 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黄丕烈与士礼居、百宋一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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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我国古籍版本学的繁荣时期。由于考据学的极盛,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佚诸学蜂起,各种研究方法相互交融,考据学的方法也渗入了版本学研究中,使版本学研究方法更趋完善和周密,从而推动了版本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版本学大家,如钱曾、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吴骞、钱泰吉、张金吾等。这一时期,版本目录大量涌现,对版本的著录更趋全面和完善。除一般的版本目录,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外,还出现了一大批善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曹溶《静惕堂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其中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书目,它为版本研究成果的表述找到了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也为清代提要式善本书目的发达(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清代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行款的特殊的版本目录,如江标的《宋元行格表》;清人孙庆增、缪荃孙还摸索出了一套程序化的编制版本目录的方法。可以说,清代学者将传统目录在版本学方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另外,清人在版本学题跋方面,也颇有成绩。清人题跋汇为专集的有王士禛《渔洋书籍跋尾》、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陈鳣《经籍跋文》、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钱泰吉《曝书杂记》、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其中很多版本鉴定的经验总结,均可视为版本考证的专题汇编。

版本目录是古籍版本鉴定工作的总结和记录,是古籍整理成果的结晶。黄丕烈对于这种目录体例的确立和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黄丕烈非常重视版本目录的编撰。“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可见黄丕烈业已把编撰目录当做了藏书家的责任,并认为编撰目录的目的在于“俾后人有所征信”。广搜异本,勤于校勘。每若获得一书,便日夜校雠,详细研索,认真订正。他说:“今人校书多据宋本,亦有高下之别。即如《说文》,汲古阁校刊据宋本,而钱君所据以校汲古阁本者又为麻沙本。是二本者,安知不有瑕瑜耶?金坛段君玉裁,为今之名儒,取钱君校本于宋本之谬者旁末之,诚为有识。然余将近时传本展阅,亦有一二可据,何必过信汲古阁之本而没有其善也。”这种择善以从的主张,正是其独见之处。黄丕烈精于鉴别,经其判明先后,甄别真伪,殆可不凿而定,因此他被洪亮吉举为清代“赏鉴”一派藏书家的代表人物,后世以此为特征的藏书家莫不奉黄为宗。如王欣夫先生评曰:“黄丕烈的流派,先有常熟之张,又分为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而其余脉,更有缪荃孙、潘祖荫、莫友芝、叶昌炽、邓邦述等,影响纷延至今,甚至占有主导地位。所以黄丕烈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他的丰富收藏和精熟鉴赏力。校书三原则。黄丕烈从二十八岁开始校书,至终校的不下百数十种,成为校勘札记的有:《周礼札记》、《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山海经校勘记》、《伤寒总病论札记》等。为了把书校精,还制订了三条原则。第一,过临校记,即把各家对某书的校勘所得,集中在一起,以供参考;第二,严守家法。采取以“死校”为主的传统方法,兼之以“活校”;第三,借助他山。善于运用专家之长不己之短,经常请教名流学者为之校书,或共相参订。由此可见,黄丕烈于校勘工作,下过一番功夫,继承了先贤并加以发展。王大隆(1900-1966)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跋》四卷杂著一卷,收录黄丕烈散记于各书中的题识,王氏学礼斋民国廿二年刊蓝印本。该书中记载“每得一书,必丹黄点勘,孜孜不倦,务为善本留真,以待后人之研讨,存古之功,自不可没。”此论实属公允。黄丕烈在长期读书、藏书、校书和刊书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鉴别古籍版本的经验与理论,这些都容纳在他撰的大量题跋、题识里。经其题跋的书,计有九百种以上。他说“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所以多留重本”。黄荛圃题跋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喜谈藏书授受源流和得书经过。余嘉锡讥之为“卖绢牙郎”,对这种风格持批评或贬责态度的人不少,认为他与骨董商、掠贩家无异。其实黄跋的这方面独特内容和风格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黄跋不仅喜详述得书经过,而且还尽情地表现自己的心态,以及日常生活起居中的琐事,多一时兴到之语,尽管无规无矩,但读毕细想,终究还是围绕着书在谈。“古书原委,必借他书以证明之。”凡旧版模糊处,最忌以新版填补”。另外值得称道的,他还刻过《士礼居丛书》十九种,计一百九十四卷。其中宋本《郑氏周礼》、《仪礼》、天圣明道本《国语》、剡川姚氏本《国策》,皆为罕见之书。卷后所附札记,诠释音义,纠正谬误,尤为校勘学家所翘楚。黄丕烈在编制书录和撰写题跋方面的成就素为学者所重视。尤其所撰题跋,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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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本鉴定方法上,将进一步向以内容鉴定法为主的方向发展。因为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大量接触宋元旧本,“观风望气”式的鉴定版本的经验便无法积累、形成。因此,未来版本的鉴定,将更多地从古籍制作方式的发展变化源流,从学术发展的源流来进行考证,并参之以历代书目、校勘及史料考证的成果来鉴定版本。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又字荛圃、荛翁等,号有抱守老人、荛圃主人、士礼居主人等,长洲人,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出版家。其室名有百宋一廛、学耕堂、县桥小隐、学圃堂等。乾隆五十三年黄丕烈二十六岁时考取南京举人。嘉庆六年三十九岁入都,后归故里。黄丕烈一生酷爱古本书,不仅喜欢读书,买书、藏书,同时还校书。他的藏书斋室楼名极多,先是有学耕堂,以后又陆续有百宋一厘、土礼居、求占居、陶陶室、学山海居、读未见书斋等。黄丕烈好宋刻,所藏宋版多达百部,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廛赋”,顾千里为作《百宋一廛赋》,并雅称黄为“佞宋主人”,黄丕烈欣然认可,且以自号,由此引起藏书史上无数趣闻轶事:先是海宁吴骞欲以“千元”敌黄丕烈之“百宋”,故名其斋为“千元十驾”,然犹以无足够宋刻本为遗憾,后吴氏觅得宋版“临安三志”百卷,遂镌“临安志百卷人家”一印以自慰。同时他还建荛圃,广招四方与其志同道合的名士,象钱大昕、段玉裁等,“相与谈讌其间。”黄丕烈读书不仅精纯,且以六经为根底,加以和同好商讨目录学家。尤其于目录学上的成就更为突出。

《中国藏书楼》,任继愈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以上是就版本鉴别和版本源流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在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版本学史的研究上,同样应有科学的方法,而这方面往往为一般学者所忽视。比如在版本学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应更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在理论构建的层次性、系统性、科学性方面还应加强;在版本学史的研究中,应该遵循学科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不应从故纸堆中的只字片语中就匆忙得出结论,而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版本学放到整个社会学术环境下进行综合考察。

黄丕烈一生所编的目录有:《所见古书录》、《百宋一廛书录》、《求古居宋本书录》。此外还请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而自为之注,即《百宋一廛赋注》,实际上也是一种版本目录。《所见古书录》是一部古籍善本书目录。它的收书范围,是黄丕烈所藏或所见、所知的所谓旧刻、旧抄。即他对当时社会上尚存的古籍善本书进行一番全面的整理。该书分正编和附编。正编收录黄丕烈所藏之书,附编收录他所见所知之书。正编每书之下都有提要,附编没有提要,只记录简单的版本事项。提要的内容完全是古书版本情况和历史源流的描述。该书首先根据版本情况分类,以“宋本”、“元本”、“毛抄”、“旧抄”、“杂旧刻”为一级类目,其下才各以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这是一种最典型的版本目录,体现了黄丕烈对版本在目录中地位的高度重视。《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书录》始撰于嘉庆七年,成于八年,其首次刊刻,是在民国初年,由吴兴藏书家张均衡收得残本,刻入《适园丛书》中。原收宋本书126部,现存残本著录宋本书共112部,较《百宋一廛书录》中所著录宋本只少10余种,但著录内容却远较之详尽。该书收入经部17种,史部23种,子部28种,集部44种,共有112种。黄丕烈认为“每流览诸家书目,以求古书源流,如述古、汲古最为珍秘,然其中亦不能尽载宋刻。即《延年宋版书目》,亦以宋先之,其后亦不无兼收并蓄也。”所以,《百宋一廛书录》是第一部专收宋版本的私人藏书目录。其体例是:每条著录,首列书名为一行。而后提行,一方面从版本的形式体制上加以描述,如,刊时、刊地、刊者、卷数、行格、全缺存佚、纸张、墨色,以及字体等等;另方面从收藏的源流、批校的实情加以叙述,如藏家姓名、钤盖印章,校勘情况,购书时价以及评论意见等等。《百宋一廛赋注》,嘉庆九年顾广圻应邀为黄丕烈作《百宋一廛赋》,黄丕烈为之作注。其序云:“予以嘉庆壬戌迁居县桥,构专室,贮所有宋椠本书,名之曰百宋一廛,请居士撰此赋,既成,辄为之下注。多陈宋椠之源流,遂略鸿文之诂训,博雅君子,幸无讥焉。”《百宋一廛赋》实际上是一篇捍卫版本学存在价值的文章,而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赋注》则是一部既有小序又有提要的专载宋版书的版本目录。其注文附于《赋》中各段相关赋文之下,既是对赋文的注释,又是对图书的著录:首先指明为何本何书,然后记每半叶几行,大若干字,小若干字,卷帙之完缺,文字内容准确与否,版刻是否精良,历史源流如何,完全是一个标准的目录提要。日本学者长泽规矩在其《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中称黄丕烈此书“自作细注,记各书之流行、行款、存佚……可以藏书志观之”。该书著录了122种宋版书,比现存《百宋一廛书录》多出十种。去除重本,也还有109种。《求古居宋本书录》,黄丕烈于嘉庆十七年编成《求古居宋本书录》一书。黄丕烈自题云“《百宋一廛赋》后所收俱登此目,内有《赋》载而已,易出者兹目不列。壬申季冬夏翁记。”所以此书目与《百宋一廛书录》合起来,就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黄丕烈收藏宋本书的基本情况。《求古居宋本书录》收宋书186部,比《百宋一廛赋注》多出64部。由此可见,黄丕烈自乾隆五十七年开始收藏第一部宋版书《大戴礼记》至嘉庆十七年编此目止,其间共经历30年,收藏宋版书前后达200部。

黄丕烈藏书处早年有学耕堂,又有养恬书屋、小千顷堂、石泉古居等。嘉庆七年冬,黄丕烈迁居苏州悬桥巷。同年,黄氏购得宋代严州刻本和宋代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仪礼》,又名《士礼》,因题其书室曰“士礼居”。之后,他又构专室庋藏数十年求得之百余种宋版书,颜曰“百宋一廛”,请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黄氏自注之,计述宋版书122种,黄氏手写上板,刊入《士礼居丛书》。此外,尚有求古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室、复陶室、太白楼、学山海居、红椒山馆、求古精舍等处,也有藏书。

[31] 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图书与情报,1999

[1]姚伯岳.黄丕烈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黄氏藏书多有题跋,甚至再跋三跋,述得书经过,校异同是非,订刊刻先后。徐珂《清稗类钞》云:“黄荛圃每得一书,即加题跋。甘苦自知,寸心如见。即其书法亦能一空依傍,苍秀绝伦,殊不容有人作伪也。间题小诗,或以纪缘,或以写怀,盖其欢愉之思,悲愤之怀,无不寄之于露抄雪购,手校目诵之中也。”吴县潘祖荫尝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刊行。江阴缪荃孙又辑刻《续记》二卷。缪氏又与邓实辑刻《再续记》二卷。缪氏又汇以上三书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附《荛圃刻书题识》一卷)。吴县王大隆更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三卷,总计收八百馀篇,渐趋完备。黄氏题跋当时即为人重,清周星诒《自题行箧书目》云:“复翁以百宋一廛诸刻本售与山塘益美布商王阆源,虽残帙十数叶,亦有至十数金者。阆源购书,有复翁跋,虽一行数字,亦必重价收之。以故吴中书贾于旧刻旧钞,虽仅一二卷,倘有复翁藏印,索价必倍。若题识数行,价辄至十数金矣。即至残破签题,毁损跋语,亦可售一二金。至今犹然。”

很显然,“图书说”混淆了图书与版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图书的外延要比版本宽泛得多,有许多内容并不属于版本学的研究范畴,版本只是图书诸多外延的一个方面。“文献说”更是将版本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文献,而文献的外延比图书还要大,更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否则将混淆版本学与文献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版本说”以具体形式的图书版本为研究对象,亦有待完善之处。这是因为,图书的版本形式总是在发展变化中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未来的图书版本形式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未知的。以不确定的图书版本形式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亦有不妥。研究对象应是对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规范,包涵了该学科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因素,因而应该是具体的抽象物。故笔者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书异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差异及文本内容关系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版本形式差异,但其实质是同种图书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样来规范研究对象,既避免了片面地将版本学研究定位在只注重版本形式的“观风望气”的层面,又给未来可能出现的图书版本形式预留了发展空间,保持了学科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63.

士礼居藏书皆钤有藏书印。其藏书印有:“黄丕烈印”、“荛圃”、“复翁”、“士礼居藏”、“士礼居”、“百宋一廛”、“读未见书斋”、“陶陶室”、“求古居”、“荛翁藉读”、“荛圃过眼”、“荛翁手校”等数十方。阮元尝言:“今宋本无黄氏鉴藏印者,终若缺然可疑。”(王大隆《黄荛圃先生年谱补》)

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序文中,开篇就是:“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以百年为时间段对古籍版本学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堪称真知灼见。古籍版本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有着极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不可能像现代科学技术一样一日千里,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本文拟以近百年以来中国古籍版本学为对象,冀望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考察,能从其百年流变的轨迹中探寻出未来版本学发展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世纪的古籍版本学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先秦两汉以来版本学不断积累、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要对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进行总结,须先将它置身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作一个总体定位,因为非如此不能厘清其源流,也便不能明察其得失,更不能妄评其进展。

黄丕烈作为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出版家。他刻印的《周礼》、《国语》、《战国策》、《舆地广记》、《论语音义》、《孟子音义》等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札记》、《校录》的学术价值尤高。钱大昕、段玉裁等称其所刻书“可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所刻之书收入《士礼居黄氏丛书》。黄丕烈目录学思想与实践活动但在学术上仍有较高价值。集中反映了黄丕烈的版本学研究方法、观点及理论。比如他判断、鉴别版本的方法,对宋元旧刻的总体认识,对明刻本、批校本价值的探讨,对重本、异本的重视,对稀见古籍的搜访、利用,都具有无可争辨的学术意义。跋对藏书源流的详细叙述,不仅留下了许多藏书史上的资料,而且还从商品流通的社会经济领域,为我们研究清代藏书史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文献学概要》,杜泽逊撰,中华书局2001年。

4.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

1、黄丕烈其人

参考文献:

对版本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清以后的黄丕烈、叶德辉等知名版本学家身上,对其它版本学家的研究则很少。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黄丕烈列入赏鉴家之列,被后人(包括张舜徽、王大隆、余嘉锡等名家)广泛沿用,对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史上的地位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王绍曾发表了《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74],通过史料的发掘,发现黄氏最大的贡献在于把目录、版本、校勘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把版本与校勘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版本在校勘中的作用。据此,他认为黄丕烈不仅是一位校勘学家,更是清代版本学的奠基人。严佐之《黄丕烈版本学思想辨析》[75]把其版本学思想归结为“佞宋”、“读未见书”和“书籍贵有源流”三方面,并对历史上对黄氏“佞宋”思想的误解进行了澄清。王晖《黄丕烈鉴定版本方法刍议》[76]对黄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鉴定版本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指出其鉴定方法并不是孤立、简单地使用,而是将诸种方法融会贯通,从各个角度对版本进行综合地、全面地考察。刘国珺《谈叶德辉的版本学》[77]则对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的版本学成就作了总结。其它比较有特色的论文还有曹之的《鲁迅与古籍版本学》[78]、杨殿珣的《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79]等。对于版本学的流派,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80]认为,版本学发展到宋代才逐步形成了流派:岳珂校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按:《九经三传沿革例》实为元人岳浚校刊,此误。)是“校雠家之言版本的”;尤袤编《遂初堂书目》是“藏书家之言版本的”。入清以后,“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阮元、顾千里等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的”,是为一派;“鲍廷博、吴骞、陈鳣、黄丕烈等是为搜集版本而从事校勘的”,是为一派;邵懿辰、莫友芝等从事知见传本之研究,一目之下,详列众本,这是又一派。李致忠《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81]从版本学脱胎于校勘学,并借目录学表现出来的史实出发,认为版本学最早是和目录学融合在一起的,即版本目录学派,它发端于刘向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而定型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清以后,版本学的核心,即古书版本的鉴定“开始从目录学家那里向藏书家和书贾方向游离”。卢中岳《版本学研究漫议》[82]则认为,现今版本学有两个流派,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一派侧重于从图书内容的角度来研究版本,重在考证版本源流,研究一书或群书的版本异同,为文史学界的版本学;一派侧重于从图书形式上来研究版本,重在鉴别什么时代的版本,为图书馆学界的版本学。可见,在版本学流派的认识上,先贤们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

[3]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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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崔建英.对版本目录学的探讨和展望.津图学刊,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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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家藏书史》,范凤书著,大象出版社2009年。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至2005年,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版本学论文2230篇(各年发表论文数如表1所示)。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始,版本学论文数量逐年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峰顶,并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期。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学术研究中。进入90年代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版本学研究开始降温,版本学论文数量明显回落,至90年代末期降至谷低。但进入21世纪后,版本学论文数量又开始回升。这表明,经过一段起伏波动之后,版本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相对理性和成熟的时期。

3、黄丕烈版本目录学实践活动

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同年黄荛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名其居曰‘陶陶室’。饮余酒,属余为记,余未及为也。后二年,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于是复饮荛圃家,而卒为之记曰:‘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又云:“春秋佳日,招其二三同好,盘桓乎是室,胪列宋元,校量完阙,厘正舛错,标举湮沈,当其得意,流为篇什。”沈士元《祭书图说》:“黄君绍甫,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岁常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图。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世传唐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先生得一奇书,往往绘图征诗,有《得书图》、《续得书图》、《再续得书图》,今皆散佚。其名之可考者,曰《襄阳月夜图》,得宋刻《孟浩然诗》作也;曰《三径就荒图》,得蒋篁亭所藏《三谢诗》作也;曰《蜗庐松竹图》,得《北山小集》作也。余所见《玄机诗思图》,为得《咸宜女郎诗》而作。”

对于版本学与校勘、目录学的关系,张舜徽有很清晰的划分,他在《广校雠略》说:

黄丕烈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出版家。为此,结合黄丕烈的版本目录学最初实践,论及其目录学思想,他创立的许多古籍整理方法,开辟了许多版本目录方法的先河,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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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版本学的几部总论性的著作,即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书林清话》成于清末,刻于1919年,它采用笔记体裁,全面系统地提供了有关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包括书籍、版本的各种名称,版刻的源流和历史,各地的刻书风气,历代著名的官私坊刻及优劣,历代刻书的规格、字体、纸张、用墨、工价、书手、刻工、牌记、讹舛,图书的装订,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抄书、藏书、借书的掌故,还有图书作伪方面的资料。该书虽带有较强的经验性色彩,但仍堪称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除此之外,叶德辉还著有《四库全书版本考》、《郋园读书志》、《藏书十约》等,也多版本知识。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影印)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学”为名的版本论著,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了出来。钱基博的《版本通义》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部分:“原始第一”记上古至五代版本;“历史第二”记宋元明清版本沿革;“读本第三”记四部要籍善本;“余记第四”杂记治版本之心得。该书可贵之处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学”的说法,并且第一次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版本学进行专门系统的阐述。1931年中国科学社还编纂排印了《中国版本略说》,也可视为版本学论著。以上几部总论性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版本学已经寻找到了摆脱目录学附庸地位的道路。除总论性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论性的版本学著作,如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年《中央大学图书馆第一年刊》)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30年《中学生》第五号),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1936年《安徽大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均可视为刻本源流方面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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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嗜书至笃,常自称“书魔”、“痴绝”、“惜书不惜钱”。黄氏收书,一重版本:求善——尤重宋椠,求异,求全;二求丰赡:兼收并蓄,务求齐备,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明清以来诸著名藏书家之藏书,如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季振宜静思堂、徐乾学传是楼、怡府乐善堂的藏书,有许多后来为黄氏士礼居收藏。黄氏藏书未编出总目,现传世者仅有《百宋一廛赋注》、《百宋一廛书录》和《求古居宋本书目》三种。黄氏尝言:“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

2 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程

2、黄丕烈版本目录学思想

元代历史较短,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学术研究衰落,版本学无可称道。入明后,版本学才稍有发展。这一时期版本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里对图书制作的演变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以及自己的善本观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具有一定影响。值得称述的是,明代版本学开始了对宋元本,特别是宋本的专题研究。如此由宋代对个别、具体的版本进行研究,发展到对整个朝代版本的特征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应视为版本学的一大进步。但明代版本学的不足也很明显,其版本目录与宋代相比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步。这表现为在明代为数不多的藏书目录中,大多只记书名,连提要也不多见,更不记版本,故学术价值不高,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范钦《天一阁书目》、刘若愚《内版经书纪略》等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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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见:阳海清主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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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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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钱基博.版本通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51] 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藏书家纪板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

[77] 刘国珺.谈叶德辉的版本学.津图学刊,1984

[56] 胡道静.从黄荛翁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

[11]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8

此外,这一时期在各类学术报刊上还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101篇,其中关于版本学基础理论的有4篇,主要是介绍版本、善本的概念,以知识普及为主;关于版本形制与类别的有10篇;关于版本学史的有3篇;关于写本源流的有4篇;关于雕版印刷起源的有7篇;关于历代刻书源流的有8篇;有关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源流的有18篇;考订单书版本源流的有40篇;研究版本鉴定方法的有5篇;版本辨伪的有2篇。这说明对传统古籍版本形制的演变源流、版本源流的考订仍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的热点,对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版本学基础理论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0] 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1978

[16]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475页

先秦说。曹之认为:“早在先秦随着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就产生了版本学。汉代刘德、刘向等人的版本学是在先秦版本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4]

2.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图书与情报,1999

[63] 刘国珺.明代版本学的主导思想及其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增刊

[65] 刘国珺.清乾、嘉、道间版本学的突出成就.南开学报,1993

在古籍版本学史方面,近期已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相信未来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研究力量的增强,在版本学的起源及形成时期问题上学界将达成共识,从而为版本学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写本时期的版本学史研究、对历代版本学家善本观的研究、对版本学流派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未来版本学史的研究,将更多地从学术史发展的大环境来考察版本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版本学在中国整个学术史中的地位,这将成为版本学史研究的下一个亮点。

这一时期还有专论版本鉴定方法的专著,如魏隐儒、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黄燕生、林岩《版本古籍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赏》(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以专著的形式对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版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最早“版”与“本”是各有其义的。“版”用作图书,最早指的是木牍。而“本”用作图书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对这个“本”字,后代学者最有争议。一是以叶德辉、张舜辉为代表,将此“本”理解为卷轴装的帛书。张舜辉的理由是:

3.2 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进展

[55]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将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古籍版本学的意义和方法等;第二、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人物等;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写本源流、刻本源流、雕版印刷术的起源等;第四、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版本数量、版本系统、版本优劣等;第五、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36]此种归纳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构建了中国古籍版本学体系,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人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与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混为一谈,认为研究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实就包括了对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这显然是混淆了广义版本源流和狭义版本源流的区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属广义版本源流,指的是写本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刻本源流、活字本源流、拓印本源流、插图本源流、石印本源流等;而单书版本源流属狭义的版本源流,指的是一本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版本系统。搞古籍版本鉴定必须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不了解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就不能搞好古籍版本鉴定。这就好比鉴定一件产品,如果不了解产品制作的工艺流程,就无法鉴定产品。

[57]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1982

4 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展望

版本学论文

[76] 王晖.黄丕烈鉴定版本方法刍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中国古籍版本学长期以来有实无名,寄身于校勘、目录学的名下,除了它本身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之外,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版本学理论建设长期受到学界的漠视。似乎版本之“术”只是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充其量只是图书鉴赏家和书贾的事情,而版本鉴定只能“观风望气”,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产生种种曲解。20世纪初期虽然有了《书林清话》这样一部版本学专著,但它主要还是版本史料的罗列,缺乏理论色彩。相比之下,钱基博《版本通义·余记第四》,专记治版本之心得,已有版本学理论的萌芽。直至1979年,吴则虞在《四川图书馆》第1期发表《版本通论》,对“版本之名义及其研究对象”、“版本学之功用及与其他学术之关联”、“版本学研究之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标志着中国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真正开始。此后有李致忠《论古书版本学》、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卢中岳《版本学研究漫议》、邵胜定《版本学有广狭二义论:从版本学的对象说起》、严佐之《版本学没有广狭二义论》、刘尚恒《古籍版本学的功用》、郭松年《古籍版本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姚伯岳《“版本”考辨》等一批论文出现,对版本定义、版本学的功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到后期,在此基础上又有一批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的文章出现,如王国强《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基本理论研究现状述评》,周铁强《近年来古籍版本学理论研究述评》,石洪运《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等。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方面展开。

[6] 吴若.杜工部集后记.见: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这一时期的版本目录有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1980年编《老列庄三子图书版本展览目录》、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分期出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岳麓书社1998年版)、施廷镛编著李雄飞校订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张泽贤《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等。

[22]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1991

[52] 张舜徽.中国校雠学分论——版本.华中师院学报,1979

[13]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表1 国内学术刊物1978~2005年发表版本学论文数量统计表

[80] 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1978

[19] 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有专论写本源流的专著,如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59] 周铁强.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辨疑.图书与情报,1997

5.李明杰.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版本学的发源及形成.济南:齐鲁书社,2006

这个阶段还汇编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影,这就是1960年由北京图书馆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该书收录古籍善本550种,图版724幅,选辑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内容分刻版、活字版、版画三个大类,卷首有序文一篇,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选书籍已不限于宋元善本,已经注意到了传世最多的明清刻本。

有研究历代、各地刻书源流的专著,如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出版1989年版)、江澄波等《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卢贤中《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志强《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水顺《福建历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心慧《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叶树声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杜信孚《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版)、北京图书馆编《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方维保等《徽州古刻书:刀走龙蛇文脉长》(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版本目录、索引、专题汇编、书影

有研究活字印刷源流的专著,如史金波等《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需说明的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包括四大研究内容:一是对古籍版本源流的考订,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对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的研究,包括对写本、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源流的研究。狭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对单书版本演变源流的考订,主要是考其版本数量、版本系统并判定其优劣;二是对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研究,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鉴定版本;三是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四是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依笔者看来,前面两大研究内容是传统古籍版本学的核心内容。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在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考订方面虽也有所发展,但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继承性;而对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则是传统古籍版本学所没有的,它使得古籍版本学有了现代学科的特征。中国古籍版本学在这两方面的研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开拓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探讨中国古籍版本学近百年来的研究进展,也主要是从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古籍版本学史两方面来进行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事业都遭受了浩劫,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版本学研究亦不能幸免。在除“四旧”的声浪中,许多珍贵的古籍版本也被付之一炬,版本学研究也陷入低潮。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考古领域还留住了版本学的一丝生气,如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北江陵和云梦睡虎地、甘肃武威旱滩坡及长沙马王堆等地发掘出了一批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竹简帛书,如银雀山西汉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甘肃武威汉代医简、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和《治法》等,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简策制度和帛本提供了实物依据。另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6年编成《红楼梦版本论丛》,是这一时期研究单书版本源流的专题汇编。与大陆版本学的冷清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省的版本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出版了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柳存仁著有《明清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台湾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版)、骆建人完成了《文中子著述版本考》(台北商专1974年版)、唐明敏1975年撰成《李白及其诗之版本》。

3.1.5 版本学的研究方法

[17] 谢国桢.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齐鲁学刊,1981

3.2.3 关于某一阶段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

[3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475页

建国初期,为了摸清家底,各大图书馆还编印了大量版本目录,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等。《中国地方志综录》是一部方志版本目录,由我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编撰,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出版增订本。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1959至1962年版)是我国一部大型丛书版本目录,共著录丛书2797部。这个阶段编印的古籍名家题跋有顾廷龙辑、叶景葵撰《卷庵书跋》,潘景郑校订、毛晋撰《汲古阁书跋》等。

对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判断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理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后面的研究工作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深入。但偏偏在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历代版本学家的分歧最大,争论最多。远者认为先秦就有了版本学,近者认为版本学才刚刚着手建立,之间又有“西汉说”、“宋代说”、“清代说”等。在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或语焉不详,或论据不足,颇有缺憾。对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判断已成了制约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兹择其要,举历代学者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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